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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社工的困境与坚持,社工难以“自助”
2019-04-15来源:中国新闻网
        清晨通勤路上,徐红艳开始与社区居委会沟通当天下午的活动——她要和同事一起为某社区80岁以上老人举办一场集体生日会。但上午还要先走访社区里几户空巢独居老人。下午活动结束后,她回到办公室,与团队回顾、反思当天的活动情况。匆忙吃完晚饭,她开始写下午活动的书面总结,以准备几个月后项目结项报告。

       这是北京市海淀区扬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工徐红艳平常的一天。

       社会工作者,简称“社工”,许多人可能会把他们混淆于利用闲暇献爱心的“志愿者”。实际上,社工是在社会福利、残障康复、医疗卫生、青少年服务等社会服务机构中,从事非盈利、专门性社会服务工作的专业人员,在中国内地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。他们帮助服刑犯人安置子女,为家暴受害者提供临时庇护,协助失业、贫困者申请补助,为早早放学的儿童开设“四点半课堂”……社工将社会关怀延续到政府公共服务尚未顾及周全的角落。

       根据民政部2018年发布的统计数据,中国内地社工专业人才达102万,但还不到总人口0.8‰,较发达国家和地区2‰左右的比例仍有差距。

       “我以前也是留守儿童,在亲戚、邻居的照顾下长大。那种和睦的环境,是我期待中社会的样子。”徐红艳这样解释她做社工的初衷。自2015年硕士毕业,她已在社工一线干了近四年。


 
       徐红艳为社区老人组织活动时,曾遇到一对退休前颇有建树的老夫妇。因和子女不睦,两人终日郁郁不乐,老爷子甚至有轻微抑郁症。一个多月后,在最后一次活动中,徐红艳组织老人们表演才艺。“那么一个小活动,没想到老爷子看着表演,突然哭了。”徐红艳记得老人说,他在维也纳看演奏的时候,都没有那么开心。“是身边的人带来的温暖让他那么感动。”徐红艳回忆:“老夫妇把自己封闭在失望的家庭环境里,我们带他们走到社区,看到别的老人如何积极生活,也受到别的老人劝慰、鼓励。老婆婆告诉我,好久没见老伴儿那么开心,她要在社工走后把活动继续做下去。”

       徐红艳还曾服务过一位独居老太太。老太太六十多岁,一直未婚,多病。亲人只剩两个姐妹,却住得远。“平时没人陪她说话,来自家庭的支持几乎没有。”徐红艳说,居委会志愿者想帮老太太,但她总是故意不开门、不接电话,居委会就委托社工去做干预。“一般人容易觉得她矫情,其实从心理学角度,老太太只是想博得更多关注。”通过多次聊天,徐红艳渐渐了解,老太太是个极要强的人,不能接受自己衰老、体弱、需要帮助,感觉自己没有价值,所以屡次打电话说“死了算了”。只要接到这种危险讯号,徐红艳就即刻赶去安抚老人。

       经过近一年的陪伴和引导,老太太渐渐化解对衰老的不理性认知,改变了生活状态。

       “家庭没能带给他们的温暖,社工的服务带来了。”徐红艳说。“一点点用心,也许会改变一个老人晚年的幸福程度。”

       但是,助人的社工,有时却在“自助”上颇为窘迫。



       根据上海青翼社会工作人才服务中心发布的2017年全国社工工资调研报告,全国80.67%的社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,但七成社工月收入不到4000元人民币。2017年北京市社工月平均工资为7256元,但同年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8467元。

       然而,工资低并非世界社工普遍情况。例如,根据香港2014年《非政府社福机构薪酬及福利机制研究报告》,香港本科及以上的社工薪资中位数达16825港币,高于香港雇员月工资中位数14800港币。

       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徐健解释,内地社工机构的运作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,但项目资金对人员费用计入不足,故社工机构在项目运作和社工工资上左支右绌。
  
       “我常常想,我受过不错的教育,也努力地工作,为什么会连房租都交不起?”去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社工硕士学位的黄力对记者说。

       黄力回国后进入了北京一家儿童公益机构。“钱少,活儿多,还没有社工机构该有的温情。”黄力认为,这跟机构需要不停地接项目以获得资金有关。“机构在很大的生存压力下,总有写不完的投标文书要加班赶工,每个项目都难以做精。同事们都很忙,没人有工夫带新人。”



       徐健告诉记者,目前政府跟社工机构签项目往往一年一签,结项后又要重新竞标。作为服务于人的项目,期限太短,难见成效;同时造成社工机构资金来源不稳定,在项目间疲于奔命。他表示,如果政府的管理模式能有所改善,社工们或许能从容一些。

       去年秋招时,黄力的家人和朋友都鼓动她换个薪资高的工作。黄力并非来自殷实之家,读本科时曾申请贫困家庭补助。面对经济压力,她非常纠结,但还是决定坚持。

       “我这种家庭,做什么都挺难的,不如坚持我认为有意义的工作。”黄力说。“不能都去赚钱的行业啊,社会角落的问题需要社工。”

       徐红艳则说,唯一动摇的时候,就是想到自己可以帮助很多人,却无法陪伴亲人。而她的父母跟许多老百姓一样,不明白社工是干什么的。

       聊到种种短期难有转机的困难,徐红艳却未抱怨。“我不久前去看了改革开放40年展览,觉得国家的发展也经历了很多曲折。社工是一个新的领域,它在慢慢地完善,我们也要给政府多一些时间去规范管理,给大众多一些时间去了解、认同社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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